纵观中篇明朝火器的发展，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即明朝最先进的火器技术均来源于国外：神机营的火铳来自交阯（越南）；弗朗机炮来自葡萄牙；鸟铳来自日本。明朝的主要火器基本都是基于这三者发展改进而来。
有人从《武备志》中诸多火器的记载，认为明朝的火器技术属于当时世界的前列水平。但如果《武备志》是一部记载当时装备标准的兵书话，那么可以看出明朝装备不但有诸如三眼火铳，迅雷铳和虎蹲炮之类的先进火器，还有自宋朝传承下来的梨花枪，回回砲，火箭这种老式火器，更有将点火器绑在山鸡，野猪，牛，麋鹿上使其作为自杀性武器的奇门异法。如果明朝真的按《武备志》所言装备五花八的火器，明朝保留了宋代诸多原始火器，便不能以先进论之。
梨花枪
如果《武备志》不是记载明朝标准装备，那么也不能证明明军普遍装备了最先进的火器，否则戚继光就不会砍竹作狼筅来对抗日本武士了。
狼筅
土木之变（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可以看作是15世纪和16世纪明朝火器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明朝尚能主动进攻北方的蒙古部落，以火器杀伤蒙古骑兵。但在土木之变中，京师主力几乎全没，明朝北疆防御告急。京师保卫战（1499年）之后明朝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局势。进入16世纪后，由于西方的火炮先于火绳枪传入中国，明朝的作战方式陷入了过于依赖重炮而非轻型火枪的误区。在万历征朝之役中，明军先师不利，轻率攻城，被日本火器伏击，大败于平壤。此后明朝必须依赖重炮才能攻下日军据守的朝鲜诸城。而在辽东女真战争中，明朝更是逐渐深陷于依赖高墙重炮防守女真骑兵而无法自拔的被动局面。当清朝同样装备红衣大炮等西方重炮之后，南明几乎再也没有坚固的城关能阻挡其南下。史可法据守的扬州城（1645）也无法再造一个宁远大捷（1626年）了。
明朝在17世纪经历的一系列失利，除去政治，将帅指挥的原因之外，也有一大部分归咎于16世纪的在战场上运用火器的失败改良。由于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长期实行海禁，明朝虽然在细草湾海战与抗倭战争中分别得到了西方的火炮和火绳枪，却没有真正接触过欧洲的陆军和火器的使用方法。尽管葡萄牙多年在南洋活动，部队多次跟当地土著交战，明朝却没有从这些几乎近在咫尺的战争中学到火器的战术运用。
而到了隆庆年间，深陷“北虏南倭”之局势的明朝曾有过一次火器改革的机会。当戚继光扫平闽浙的倭寇之后北上率部驻守长城防备俺答汗，他改革了部队，组成步骑车三营精锐。其中其车营的战术思想跟15世纪的胡斯战争中的战车战术如出一辙。按理说，车营圆桶战术应该能很好的克制蒙古和后金的骑兵的冲锋，但胡斯战争中的许多战例证明这种车阵是有重大缺陷的：将战车排阵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其过程容易被骑兵冲锋破阵；战车布阵的机动性不足，无法追击骑兵，而携带弗朗机炮的车营更是被重炮拖慢了机动能力；更加致命的是这种车阵能防御骑兵的冲锋，却抵挡不了火炮的轰击。
胡斯战车
如何在战场上正确使用火绳枪和火炮始终困扰着明朝的将领，火绳枪虽然在16世纪是最先进的武器，却远非完美，而同时期的欧洲在经历意大利战争后逐步效法西班牙军团组建长枪兵和火绳枪兵的混合部队，而为了发挥出火绳枪齐射威力和减少野战炮杀伤力，部队越来越减少纵向而拉长横向成线性。
西班牙方阵
而明朝军队虽有同样的火器技术，却仍然使用陈旧的布阵方法，无法完全发挥出火枪的威力并有效的保护火枪手。从中对比，便能窥视中西方在16世纪火器运用差异的一二了。
